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机构（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机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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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知识创作第八季#(本文已在本号发表，因故删除，修改后重新发布。请注意。)1947年6月，当毛泽东还在呼吁国民党将领学习起义将领高树勋，推动“高树勋运动”时，晋察冀军区拘留了高树勋。很明显，这是一种误解，直到54年后，邓小平才承认这是错误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到《第二野战军战史》作者时，对第二野战史发表了许多评论。其中，他高度评价解放战争初期的高树勋起义：“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起起义，马法五的两支军队被我们摧毁，只跑了3000人。“如果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会伤亡很多。”同时，我承认，“我一直很遗憾，后来我们对高树勋的处理不公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邓小平为对高树勋的不公平处理道歉，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实事求是的风范，进一步证明了高树勋的历史贡献。

“高树勋处理不公平”的原因

高树勋

高树勋(1898-1972)，字建侯，河北盐山人，早年参加冯玉祥西北军，后被蒋介石收编。1945年10月解放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时，时任国民党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率领部起义，向共产党带来1万多人，让八路军顺便解决了国民党马法五部近3万人。因此，高树勋的起义对于弱势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毛泽东于1945年12月15日撰写的《1944年解放区工作政策》第二条，即“开展高树勋运动”，呼吁“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情况下站在人民面前，模仿高树勋的榜样。毛泽东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设立专门部门，调动大量干部，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地方领导机关应当给予密切指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74-1175页)后来没怎么提“高树勋运动”这个词，但是战胜高树勋的重要作用和成功经验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贯穿解放战争，最终促进了188万国民党军队和1500多名高级将领的真诚起义，接受了和平的改编。在中国革命胜利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无敌，但解放军绝不是一支“嗜杀”的军队，而是一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队，始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把减少伤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无敌，但解放军绝不是一支“嗜杀”的军队，而是一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队，始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把减少伤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因此，像高树勋这样能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

高树勋为国民党军事将领起义树立了榜样。然而，就在毛泽东号召“高树勋运动”时，高树勋被拘留，甚至几乎被枪杀。幸运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向毛泽东党中央请示，毛泽东立即回电：“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救了高树勋一命，也有澄清是非，还英雄、功臣高树勋以清白的机会。

对起义部队改造的误解来自于缺乏经验

邓小平说，“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平”，是指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

当时，八路军改编高树勋的部队是第一次大规模改编起义部队。一方面，他们没有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太不耐烦了。八路军对起义官兵的安排不合理，存在歧视。当对方提出意见时，他们夸大并压制了他们，使起义官兵有点情绪化，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达到叛变的程度。然而，这种情况反映在一些领导人身上。一些领导人相信军队将叛变并投敌。由于之前也有原本属于西北军的郝鹏举起义后叛变的先例，对高树勋提出戒心似乎是正常的。事实上，此时高树勋被安排住在其他地方，对下属的情况一无所知。巧合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派人给高树勋发了一封信，要求他改变主意，甚至发了一封信。高树勋看到信的内容，立即把信交给了共产党干部，并要求扣留信人，但出乎意料的是，信人在逃跑时被杀。在这种情况下，晋冀鲁豫军区当地负责人(即邓小平后来说的“我们”)立即决定逮捕和关押高树勋夫妇。就连负责高树勋起义时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战胜高树勋的王定南也被逮捕。

为什么王定南能成功地对抗高树勋？

王定南

由于高树勋有叛变的危险，这个王定南也是必须抓住的。原来王定南早些时候作为地下党潜伏在高树勋部，后来因事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抓获，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罪被拘留。高树勋珍惜自己的才华，首先保证妻子，1945年4月通过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救出王定南。从此，高王两人形成了生死之交，王定南也回到了八路军。后来，王定南奉命回到高树勋部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但事实上，高树勋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王定南的三寸不烂之舌，而是蒋介石的“帮助”。蒋介石一直不信任，排挤打击高树勋，使他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无法自安。事实上，蒋介石一直不信任高树勋，这也是高树勋愿意与王定南等共产党人交朋友的原因。假设蒋介石疑人不用，高树勋可以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也许高树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高树勋最初是冯玉祥的爱心，来自蒋介石的“敌对阵营”，这是蒋介石不信任他的根源，特别是因为高树勋的军队也背叛了蒋介石的“宁都起义”，使蒋介石更加不安。1930年中原大战后，高树勋进入蒋介石队，所在部队被整编为国民党第26路军，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高树勋任26路军17军军长，下辖25师，师长由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兼，25师辖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高树勋，27师师长。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第73旅长董振堂、第74旅长季振同、旅团团长黄中岳发动宁都起义，高树勋的27师官兵也被带到红军。尽管高树勋本人并未参与起义，蒋介石还是要追究高树勋的责任，高树勋被迫逃往天津租界躲避。1933年5月，高树勋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了他领导的抗日盟军，任察哈尔人民抗日盟军直辖部队交通司令和骑兵第二进军司令。抗日盟军在蒋介石镇压失败后，高树勋再次避开天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团结抗日战争的情况下，作为河北省政府安全副主任，很快晋升为主任，1937年11月河北游击指挥，1938年2月作为第六师，开始参加抗日战争。

高树勋除掉了三个汉奸石友

高树勋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惩罚了汉奸石友三。1939年2月，高树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69军新编6师长。后来，新的6师被改编为国民党第10军团第8军。高树勋担任军长，受石友的控制。当时，石友担任第10军团总司令。石友三原和高树勋都是冯玉祥部将，他们还是结拜兄弟。此时，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了关系，准备投靠日本人。对此，高树勋非常不满，双方都有芥蒂。1940年11月，石友三部下属臧伯风、毕广垣等人与高树勋商量，建议尽快除掉石友三，防止他把队伍拉给日本人。他们协商决定邀请原西北军将领、鲁西行政主任、游击主任孙良成，请石友到高树勋部驻地面试，说要消除两人之间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的邀请，便于12月1日带着孙良诚来到高树勋部驻河南濮阳柳下屯。但是石友三一到高树勋军就被拘留了，那天晚上高树勋让士兵们把石友三活埋在黄河岸边。后来高树勋说起这件事很自豪：“我高某别的不说，抗日，杀汉奸，这勋没树错。(此语由张鼎中《我与磨难中的高树勋将军》一文记载)

杀了石友三，高树勋得到了提拔。1941年2月担任第39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5月担任第8军新编军长，1942年1月担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9月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3月担任第11战区副司令、第8军新编军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抗日战争有功，蒋介石还是不信任他，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他去重庆晋见。谁知道蒋介石在玩调虎离山的计划？高树勋一离开军队，汤恩伯就“调”了他的第69军。蒋介石任命他的心腹担任新的第八军军长，剥夺了高树勋的指挥权。更让高树勋吃惊的是，他到重庆后，蒋介石差点让戴笠把他扣起来。1945年国民党六全会议圈定中央委员时，全国集团军总司令只有高树勋一人没有当选，这让高树勋感到尴尬，也把他推向了起义的道路。

高树勋被扣押后如何审查？

1945年8月，蒋介石派出高树勋新8军、马法五40军、鲁崇义30军45000多人入侵晋冀鲁豫解放区。毛泽东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三支军队北进。此时，策反高树勋起义迫在眉睫，刘邓立即召见王定南，让他迅速策反高树勋阵前起义。

王定南与高树勋商量后，高树勋立即表示同意，但此时高树勋家人住在徐州，他担心家人的安全。刘邓文报立即在电力中心，毛泽东立即命令新四军张爱萍部试图将高树勋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立即派精干人员到徐州接高夫人。刚出城的高夫人，蒋介石派高夫人等人到南京也到徐州，只是晚了一步。这个情节很像是拍电影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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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亲自面试高树勋军营，使高树勋下定决心起义。10月30日，高树勋率领8支新军队和1万多名河北民军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并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离开了国民党阵营。高树勋部撤离战场后，他的同事马法五两军向南撤退，但为时已晚。刘伯承部全歼敌军近3万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第40军军长马法武、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马法五被俘后不久也“派上了大用场”。1945年8月，毛主席飞往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当时没有表态向蒋介石释放叶挺和廖承志。1946年，蒋介石同意放人，条件是用马法五换，马上“交易”。1946年3月4日交换战俘，我们用马法五换回了叶挺和廖承志。

不幸的是，叶挺等人于当年4月8日乘飞机返回延安时死于飞机失事。

高树勋起义成功后，经刘伯承等人协商决定，高树勋以“民主建国军”的名义通电全国。11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发贺电说:“建侯将军吴哥勋鉴:闻吴哥率部起义，反对内战。所有血气之士都有不同的声音，特电驰贺，即颂戎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和通电。1945年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名为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的高树勋于1945年11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被拘留，王定南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被拘留，民主建国军的号码也被取消。经过近一年的审查，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没有发现证据。

事实上，对高树勋的“审查”是安排一名叫张鼎中的干部每天到高树勋被拘留的地方与他聊天。谈了一年，张鼎中越聊越觉得高树勋心胸开阔，没有异心，便向上级建议解除关押，安排工作。1948年春，被拘留者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张鼎中晚年写了一篇文章《我与高树勋将军的磨难》，详细描述了他与高树勋相处一年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在2012年第四期《文史精华》杂志上。作者读这篇文章的感觉是，幸运的是，组织派来了优秀的干部张鼎中。他公平客观地对待高树勋，使高树勋免于灾难，得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照顾。不幸的是，高树勋发布了，“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案”没有得出结论。这也是张鼎中对薄一波的建议，“不了之”。然而，设身处地想，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合理的。虽然邓小平几十年后仍然感到“不公平”，但毕竟，让邓小平怀着“遗憾”的心情思考高树勋的功劳并不是一件好事。当许多工作仍然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时，谁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呢？非常荒谬的是，共产党员王定南反而一直被关押着，直到1953年才出来。还好，后来王定南安排得还不错，先在政务院工作，后在山西任省政协副主席，1990年去世。

张鼎中

张鼎中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打交道挺多，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三科兼军法处工作期间，曾主审黄维、陈长捷等战犯。

不公道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高树勋原来的队伍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10纵队，开赴南阳地区参加解放战争，后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58军。高树勋的部队原属原西北军部队，因冯玉祥治军有方，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原来西北军的部队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尽管有一些西北军将领投敌成为汉奸，但成为抗日将士的更多，一部分西北军将领成为抗日名将，如张自忠、孙连仲、池峰城、吉鸿昌等等，高树勋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起义后高树勋未在解放军中带兵打仗，但他带过来的官兵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太原战役时高树勋还曾致信阎锡山部将黄樵松策反，因其部下告密起义胎死腹中，黄樵松牺牲，高树勋的贡献也未能充分实现。

功亏一匮的黄樵松将军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3日，在开国大典前夕日理万机百忙之中，毛泽东和朱德专门宴请了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其中就有高树勋。这次“9·23晚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历史贡献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尤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革组织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晚宴是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举行的，宴请的客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26名起义将领（其中13人后参加了民革组织、成为民革党员，即程潜、张治中、邓宝珊、黄绍竑、刘斐、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程星龄）

。虽然这个名单只是起义将领中的一部分代表，后来国民党起义将领中还有一些人的贡献也很突出，如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等，但进入这个名单显然也是不容易的。

此次晚宴的看点有三：一是时间背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朱德于百忙之中专门安排晚宴款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的功绩的肯定和重视。

二是宴会的陪同人员。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记载，此次宴会“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7页）这个陪同人员名单突出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四位民革领导人，而且排名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前，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民革所作贡献的肯定和鼓励。

三是席间毛泽东多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将领起义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7页）毛泽东的这一总体评价是实事求是、非常“公道”的。

高树勋被列入“9·23晚宴”的起义将领代表之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高树勋起义的高度评价。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大忙，这是极为难得的。1955年高树勋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树勋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先是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国防委员会成立，高树勋任该委员会委员，并且在国防委员会存续的三届中一直担任委员。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但高树勋作为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能够在国家国防委员会中任委员，有机会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这既是对其在解放战争中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作为军事指挥人才的“话语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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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委会副主委。当时民革河北省委会主委是孙越崎，高树勋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比起孙越崎的贡献还是有所逊色，所以只好“屈居”副主委的位置了。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追悼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