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加复读什么（香加复读什么字）

高考是人生的关卡，复读带来的心理压力往往更大。这篇文章的作者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因为在作文题上试图走偏峰，遇到滑铁卢的成绩，愤怒地重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失恋了，有些人转过身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最后，这段经历对每个人都有意义，正如校长所说，“当你老了，你会有答案的。”

2002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高考前，我被老师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老师告诉同学的时候，都是“查漏补缺”，告诉我的时候，就是“放平心态”。

所以我真的平静了心态。考前别人都有焦虑症，要么吃不下，要么睡不着，我吃得香，睡得沉。早上妈妈叫我起床，我赖了一会儿，妈妈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今天高考啊！你振作起来！”

到了考场，我的心态还是很平淡的，答题也很顺手。然而，由于我的心态和平，我的作文离题了。

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心灵的选择”，阅读材料是：当你爬山时遇到暴风雪，当你跑路时，你会发现一个冻僵的人。你是选择独自生存，还是冒着死亡的危险去救他？

我选择了用正楷一笔一笔地独自生存。

我不仅这样写，而且很骄傲，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教我语文的翟老师说：“你要复读了。”

果然，不出老师所料，我最擅长的语文创历史最低。这导致了总分崩溃。

最后，我的总分是594分。在那之后，我无数次假设，如果我的作文正常发挥，我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一切都没有——如果我买了几所房子，我会寄出去，对吧？

594分是一个尴尬的结果，现在的孩子可能没有直观的感觉，我看了近两年的高考成绩，总是700分，不是这样。我们班的芥根同学考了630分，在山东排了130名文科。虽然不知道排名，但也比一本线高很多568分，所以还是可以挽回的。

本来想到外地上大学，但既然考不好，就不想那么多了。报山东大学。但是报完之后，我互相问，发现600分左右的同学都报了山大。

当时我有一点不好的预感。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真的很准确。那一年，因为山大分数太高，我完全凉了。近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通知:“恭喜你被我校录取。”

那天，我们三口之家对山师大的通知叹了口气。考砸了就算了，报志愿又报砸了，教我怎么咽下这口气！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一个好朋友老芋头的电话。老芋头读理科，考了656分，报了南京大学。然而，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660分，他也很酷。

他在电话里说:“我活了将近20年，一直浑浑噩噩，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目标，真的很无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说：“啊？”

他说:“我要研究导弹，把我做的第一枚导弹扔到南京大学，炸掉他妈的！垃圾学校，今天拒绝了我，我让他后悔太晚了！”

我还在考虑是否去山师大。讲道理，山师大还凑合着，我又爱学历史，我的父母都觉得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都劝我去。

但老芋头说：“我们回去复读吧！今年运气不好，明年运气不好吗？”

我还在犹豫，老芋头又说：“山师大和山大都在济南啊，你天天看着旁边的山大，心里不膈应？”

我想了想，真的很膈应。于是我说：“好！”

据估计，我的父母也有点不愿意，所以当我宣布回去复读时，他们立即同意了。

我回学校报名复读。接待我的老师对我很熟悉。听说要复读，会开心的死:“哦，欢迎！今年学校有政策，一线以上学生不收学费！”

复读课早就开始了，很多学生考完觉得没戏，连录取通知书都不等，就回来复读，我算回来晚了。当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时，每个人都埋头看书。我先认出几个老同学，小声跟他们打招呼。

第二只狗正在做这个问题。他看到我出现在复读班，看起来很困惑。当他确认我也回来复读时，他突然失去了控制，摔倒了笔，伸出手臂抱住了我，发出了一声令人震惊的“哈哈哈哈”。然后，他鼓掌喊道：“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其他同学，有我认识的，有我不认识的，在二狗的带动下鼓掌，喊着“热烈欢迎”。

二狗说：“回来好！我一点也不沮丧！”

我意识到我是唯一一个一行以上的复读生，排名第二的比我低30分，而排名第三的只有500分。难怪我的出现让这些孙子欣喜若狂。

在复读班呆了两天后，我总能感受到自己的悲伤，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回来复读。于是我打电话给老芋头，问他什么时候来学校。

但是老芋头说他没来复读，因为南京大学降了4分，正好录了他。他正要收拾东西，出去玩。

我说:“你不是说南京大学垃圾吗？”

老芋头说：“还…好吧，算是985。”

我说：“你不是要造导弹炸它吗？”

老芋头说：“哦，一时冲动，冲动。”

我问：“给你什么专业？”

“地球物理”老芋头说。”

我问：“你不是要研究导弹吗？”

老芋头道：“地球比导弹大得多，挺好的，挺好的！”

我愤怒地说：“看看你这个奉媚样！”

老芋头不来，我在学校形影只。虽然二狗也是朋友，但他太愚蠢了。我可以保证，即使他重读一年，他也只能读两本书。想想未来灰暗的一年，我真的很害怕。

那天我回到教室，看着黑色的教室，心很失落，不知不觉地躺在桌子上睡着了。

睡着了，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吵醒了。抬头一看，看见二狗和一群同学拼命鼓掌，嘴里几乎狂喜地喊道：“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站起来，看到三包不知所措地被大家包围着。他有点慌乱和沮丧。我立刻高兴地冲上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三包，我们班第二，高考成绩618，好死不死报北京外国语大学，落榜。

三包回来后，我不再是复读班里最郁闷的人。既然三包可以回来复读，我有什么不好呢？于是我真的开始静下心来，整理前几年做的笔记，投入到复习中。屠老师，复读班的班主任，曾经教过我三包，经常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进行思想上的缓解，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屠老师说：“学校非常重视你，有困难要及时向我反映，学校会尽可能地为你创造条件。”

这句话很露骨——明年学校显然指着我们去两所名牌大学。

其实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但是三包不一样。前几天他正在经历我的心情。我经常看到他坐在座位上，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什么也没做。

大约一周后，三包心情不好，中间烧了一次。你跟他打招呼，他爱不理他。你带他出去散步，他一路无话可说。我问他调剂到哪里了，他没有好气地说：“烟台师范。”

我说：“你看，人生主要看运气。我调的是山东师范……”

他打断了我，说：“你给我滚！”

其实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回来复读怎么知道福？”

那天走了一步，我们回到教室，隔着远处听到教室里的同学们又疯狂地喊道：“热烈欢迎。”

我走了几步，看到考了630分的芥根站在屠老师旁边，惊恐地看着房间里兴奋的同学。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身后的三包早就一箭步冲进去，抱着芥根大笑起来。

芥根，我们班第一，高考成绩630，山东省文科第130。报考人大，落榜。

芥根才是真冤。在申请志愿者之前，他经过几次考虑，咨询了几位老师。他想去北京，备选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大。他填写了北京大学，觉得有点悬挂，改为清华大学，觉得清华大学是一所工程学校，不太安全，北京师范大学前一年的分数也不低。最后，他选择了往年分数最低的人大。

因此，当年人大录取线为632，远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事实上，芥根除了那一年的人大，想去哪里都能成功。

芥根之后，又有人陆续回来复读，都在600分左右。其中，有三个人不能申请山大。复读班人员稳定后，我只能排第七。这种情况淡化了我的自怨自艾，让我很快进入了复习状态。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教室只能装50多人，而复读班有近90人，大家挤在一起，总有人喊胸闷。八月的天气，汗流浃背，教室里只有两个吊扇降温，大家都很惨。我们找到屠老师说：“老师，你赶紧想办法，再这样下去，连过年都撑不住，更别说高考了！”

屠先生和学校谈判，来了一间可容纳100人的阶梯教室。阶梯教室的桌子又窄又窄，只好凑合着。

这90人中，大约有一半是我们学校的，一半是外国学校的学生。大佐从市北六中复读。因为他留着胡子，长得像日本人，高中三年，六中没人知道“大佐”的名字。这一次，他来这里复读，本以为没人知道这个名字，谁知六中也来复读了很多，于是“大佐”的名字跟到了这里。

大佐和我一样得了594分，也报了山大，也被调到了山师大。9月开学后，一位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班的头还问我：我们班有几个人没有来报告。他们都来自莱州。你知道吗？我看名单，有你的名字，你说这是巧合！”

我笑了:“这不能怪我，不报告的不是我！”

同学又说:“除了你，还有一个叫孙xx的莱州人。我想了想，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六中的，也回来复读了，正好坐在我的前排。”

孙xx是“大佐”。因为这种缘分，我们很快就走近了。我们在一起的主要话题是骂山大。

大佐说，他已经被山大伤害了，不管明年考得怎么样，他都永远不会去山大。

我说：“你想炸掉山大吗？”

大佐说：“炸个屁，太傻了。”

据估计，当学校安排教师时，他们不知道复读班会有这么多高分学生，所以有几位老师真的很难以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一位中国老师和一个年轻的女孩。除了黑板书写的整洁之外，它一无是处。这个人只会读书，不会讲课，而且古文不行，学生提问，她常常无言以对。

我不在乎，因为反正我不学语文。三包也不学中文，但他的眼睛不能容忍沙子，所以他向校长屠老师报告了这件事，希望学校改变中文老师，但屠老师的能量有限，与学校谈判几次，回来说服我们：“算了，小女孩不容易。”

二狗在旁边听到，焦急地说：“老师，不能算了，他们几个不需要教，站在讲台上的白痴也没关系——我们不能！”

屠老师恼羞成怒：“你瞎说什么？闭上嘴回去！”

三包看了看二狗，又看了看屠老师，说：“老师，你尽力了，我们领情。然后我们喊了芥根、大佐和其他几个高分生。我们七个人直接敲了副校长的办公室门。

三包不客套，单刀直入：“张校长，我们要求更换语文老师。”

张校长认出了芥根、三包和我，让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商量一下办法。三包说：“别坐了。你自然知道这位老师的水平有多差。我们今年考得不好，明年也不想再犯错误了，所以老师一定要换。假如你坚持不换，我们几个就去六中复读。“他说，看了看旁边六中的几个学生，大佐心领神会，说:“六中的蔡校长打了好几次电话，不仅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费，给复读生最强的老师。”

芥根还说：“是的，在哪里读不读啊，我家离六中还很近。”

张校长忙着说：“别胡说八道，这个地方，心定不下来，成绩能好吗？你先回去，我尽快给你想办法。”

两天后，学校换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

复读班的气氛很压抑。芥根和我是有退路的，只要不傻，重点大学还是有保障的。很多学生成绩差，家庭条件差，都指着复读翻身，所以心理压力特别大。每次大考小考，都有人忍不住流泪。印象最深的是七中的一个女同学，高考成绩擦着专科线，学习十分刻苦。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看书、做题。然而即使这样，成绩依然没有进步。

她坐得离芥根近，常向芥根请教问题，芥根来者不拒，讲得很耐心，但效果甚微。有一次我们闲聊，谈起这个同学，芥根摇头说，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讲过几次你就能明白，她根本就听不懂。

我不太信邪，有一次她问一道立体几何题，我便给她讲。讲到一半，我发现她没有空间感，所有的立体几何图，在她眼里都是平面图。两个面很明显地互相垂直，她自己都要推演半天；有个角明明是个钝角，只因图上画得像个锐角，她就迈不去这个坎儿。

如果努力程度决定成绩高低，她应该是成绩最好的，可偏偏不是这样。正因如此，她心理压力巨大，常常精神崩溃哭起来，我们也只能干着急，没有办法。

第二年高考，她的成绩又擦着专科线。

胡子是个五大三粗的男生，那已经是他第三次复读。他留着络腮胡，脱发严重，隐隐有中年人的气度。因年龄比我们都大，他便常以大哥自居，有些好为人师，老师讲课时，他常语出惊人，与老师就一些观点争辩起来。老师无奈，只好请求他暂时听下去，留着问题下课再探讨。

他这次复读，是因为志愿没报好。事实上，复读多了，并非好事，因为那几年高考政策一直都在变化，他第一年考的时候只考单科，第二次就考综合了。第三次教材又变了，很多知识要重新来，所以累得很。尤其是政治这一科，遇上换届，很多重要的说法有变化，简直要了他的命。

我上大二时，回高中看望屠老师。当时屠老师仍在带复读班。他要我去给复读班的学生讲几句话，鼓舞一下大家。我一进教室就看到了胡子，感到万分惊讶。后来才知道，胡子不但继续复读了下来，而且荣任复读班的班长。

胡子于2005年考上了山师大。如果我没记错，2002年，他考的就是山师大，但因专业被调剂，他愤而复读。

从夏季到冬季，复读班的人员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人受不了复读的压力，便翻出已经收到的调剂通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上了学。有的人虽然本科过线，但分数太低，选择回来复读，但几天过后，退而求其次地报了专科志愿，然后走人。进入九月份之后，该走的走了，却又开始陆续有人回来——有人去读了大学，却发现学校太差或专业太差，于是退学回来复读。

洛总是我高二时的同桌。他成绩一般，考了个专科，拿着通知书就去了。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闹着要复读。大家问他原因，他说：“那学校太销魂了，我是坐着牛车赶到学校的。”

芥根说：“原来你那学校是在郊区啊！”

洛总纠正道：“错。是在郊区的郊区。”然后他详细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先坐飞机到哈尔滨，然后坐四个小时火车到某处，再坐六个小时长途汽车到某处，然后再倒一次长途汽车，到了一个村子旁边。最后在村里租了个牛车，把他送到了学校。

我听了糁得慌，说：“学校大吧？”

洛总说：“大个屁。有咱学校一半大吧。出了校门，四处都是荒野。这哪是上学，这是发配呢！”

洛总从祖国的郊区跑回了复读班，连已经交出去的大学学费都没心思要回来。他又熬了一年，成绩略有提升，读了一个还算凑合的本科，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驴哥则正好相反。

他原是七中的，坐我身后，每天趴在桌子上写写算算，看上去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话不是很多。我听其他七中过来的同学叫他“驴哥”，这名字太有辨识度了，所以我一直注意他。后来我终于忍不住这个好奇心，转过头问道：“哎，他们为什么叫你驴哥？”

他不太高兴地看了我一眼，说：“关你屁事啊！”但不知为何，他就那么一直看着我，看了五秒钟突然憋不住，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抽气，发出了：“啊～啊～”的声音。我恍然大悟，这外号真是名副其实。

我不知他笑什么，觉得这人脑子有病，结果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也太滑稽了！”我一照镜子，发现鼻子上有一坨钢笔水。就这么点破事儿，他能笑出驴叫，真不是一般人。

然而，驴哥只是情绪高涨地复习了两个多月。国庆节之后，我们搞了一次全科测验，驴哥成绩很不理想，从此他情绪陷入波动。我曾在公用电话那里看到他在电话里问：“我的通知书寄丢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被调剂到本省一个挺破的专科学校，为了表示他对调剂结果的不满，他还当着我们的面把那通知书叠成纸飞机，从五楼扔了出去。

谁知那个专科学校虽然破，但并不通融——当时国庆节都过了。

驴哥无心向学，整天魂不守舍。据说他早晨四点多在宿舍的厕所里掉眼泪，常跟人念叨复读班是监狱，他死也不想呆在这里了。

驴哥一直熬到11月底，忽然精神焕发了起来。那天他收拾好了东西，向我们一一道别，说是要上大学去了。——他家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花了多少钱，给他找了一家大学，还是本科。

驴哥走时，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在复读班里呆四个月，很多人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知耻而后勇的热情。有些因不满调剂而来复读的同学，已经后悔没有按时去报到。

那次全科测验，也把我妈搞得很颓废。我那回没考好，落到第19名。要知道，我自上学以来，没出过前10，这个名次让我妈觉得复读是错误的，她不怀疑我的实力，却开始怀疑我的心理素质，担心我明年连山师大都考不上。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妈拿着山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来找我，说：“要不你还是去山师大读书吧，我电话问过了，你现在去，他们还是要你的。”

我当时不太清楚父母的压力。一年多之后，我从北京回老家过寒假时，才知道，当我回去复读时，我们村已经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有人说我从小到大成绩其实一直都不好，所谓的成绩优秀都是自己吹的；也有人说我高中三年屁都没学，光忙着谈恋爱，所以最后考砸了。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鼓破万人锤的滋味。

我每天在学校，并不知道这些流言，而我父母每天与人打交道，总是在这些流言中打转，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庆节，我们没有放假，但已经上大学的旧日同窗们却纷纷回来探亲。大学是塑造人的，虽然只上了一个月大学，但这些大学生们都比我们这些土高中生洋气一些，最明显的是女同学大多都拉直了头发。

我有个姐妹儿，天生卷发，我就给她起了个外号“方便面”，那次回来，跑到学校找我玩。她也拉直了头发，我一见面，脱口道：“方便……哎哟不对……是挂面！”导致她对我很不满。

她高考成绩比我多十几分，考上了山大。她看我吊儿郎当，没有奋发向上的气象，便要为我打气：“你别吊儿郎当的，明年好好考，来山大给我当师弟。”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是有气节的，明年就算山大来求我，我也不去。”

也有山高路远跑回来秀优越感的。七中一个考上二本的男生，在我们教室门口跟他昔日的同学瞎吹牛逼，说他学校占地三万多亩，宿舍就跟五星级宾馆似的，而且一进大学就有仨女生追他。然后他说：“人得往前看，该上大学上大学。复读有个屁用？你看上去是耽误一年，其实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站在那人跟前的，是三包的同桌陈大灯。三包看不得陈大灯唯唯诺诺的熊样儿，走过去搂着陈大灯的脖子，说：“你这同学真牛啊，一看就是考上北大了。”

来探亲的大学生络绎不绝，搞得很多复读生自伤自怜，情绪低落，这引起了屠老师的警觉。为此，他要求学校保安不再放人进校，而且特意开了个班会，说：“他们上大学，你们不用羡慕！他们的未来这就定型了，你们可还是前途无量哪！”

坐我前排的周大眼，在这短短几天里，情绪简直要崩溃。他的女朋友考上重点大学走了，他留下来复读，决定明年考同一所大学团聚。女朋友说好国庆节一定回来看他，却一直到最后一天也没出现。那时没有手机，打座机也找不着人。周大眼望穿秋水，最终得出结论，女朋友不要他了。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在回宿舍的路上经过公用电话，发现一个人影蹲在墙角里。走近一看，是周大眼。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周大眼看到是我，说：“你能不能给刘素打个电话？我打她宿舍电话，她室友总说她不在，我怀疑她是不想理我了。”

刘素就是他的女朋友，也与我相识。我拨了刘素的宿舍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听。我说：“没人接，回头再联系吧，赶紧回宿舍睡觉吧。”

周大眼点了点头，跟在我后面回了宿舍。一路没什么灯，黑漆漆地看不清路，我们穿过校园，走过一个长廊，走进灯火通明的宿舍楼时，我回头一看，周大眼脸上全是眼泪。

没多久之后，两人果然分手了。

第二年，周大眼仍然考上了刘素的那所大学。大二时，我回莱州见过周大眼，说起刘素，我问：“你后来联系刘素了吗？”

他说，没有。他曾在校园里遇到刘素，然后不即不离地尾随她走回宿舍。但他没有打招呼，此后也再没有见过她。

2003年的高考遇上了非典，我们那里不是疫区，但也被搞得紧张兮兮，草木皆兵。很多村镇严防死守，控制人员的进出。如果你是从北京返乡的，一旦踏入莱州地界，就会被控制住。我班的卤蛋周末回家探亲，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两天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村有两个人从北京逃回家，被发现后，全村隔离。

消息是卤蛋的好朋友老耿带回来的。老耿说，他好不容易打通了卤蛋家的电话，卤蛋在电话里都哭了，说：“我们村儿被穿制服的包围了，村口还有人放哨，上头会不会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啊？”

老耿一边跟我们讲，一边笑得不行。

半个月后，卤蛋的村子没人有异常，隔离解除。卤蛋回学校，每一个看到卤蛋的人都憋不住笑。卤蛋莫名其妙了好几天，终于得知老耿在背后诋毁他，想揍老耿一顿，被我们调解开了。

班里最怕死的是章军。他不知从哪里查到，说SARS病毒在空气中暴露两小时，就会死掉。为此，他从食堂打了饭，总要放置两个小时，然后再吃掉。我们教室人员密集，空气流动性很差，总弥漫着他的饭味，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有人向章军提意见，章军总会愤怒地说：“我死了你负责吗？”

其他人不理解饭味儿和章军性命之间的关系，但章军意志坚强，大家就忍下来了。

但是某天早上，章军不太舒服。他感觉不好，查了一下体温，果然发烧了。据目击者称，章军看体温计的时候，脸就煞白了，嘴里念叨“不行，我得回家，我得回家”，连假都没请，就跑回了家。

当然，也是虚惊一场。章军回家后，当天就退烧了。他给屠老师打电话说要回来，却被屠老师拒绝：“万一真是SARS，把大家都传染了怎么办？你在家观察一周再说！”

2003年的高考提前了一个月，据说是非典的缘故。考试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们照例在学校上晚自习。屠老师说，大家静一静，我们开个班会，最后一次班会，我给大家讲几句话。

我以为屠老师的讲话无非是打打劲，再叮嘱大家一些老生常谈的事项。然而屠老师看了看大家，说：

“请大家转身，看看我们教室后面的黑板。”

后面黑板上的内容，是我们刚入学时写上的。那时，屠老师要每一个人把自己想考的大学写上去。我还记得，芥根和三包写的是北大，我写的是人大，大佐写的是厦大。

屠老师接着说：

“今年，大家是第二次高考了。有的是因为考得不好，有的是因为报的不好，总之，是因为不如意，才到了这里。所以，你们不只是同学，而且是患难之交，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有的经历开心，有的经历不开心，但都是你们的财富。你们一定以为自己耽误了一年，是个损失。但我不这么认为，到底是不是损失，你们可以在心里留个问号，随着你们再年长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第三点。明天要考试，你们一定有人开始紧张了，而且比去年更紧张。这很正常，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

屠老师很自信地笑了笑，说：“我的运气特别好，我带的毕业班，最终高考都超过了平时的水平。所以你们放心去考就是了。”

大家完全没有当真地笑了笑。

但是屠老师突然很严肃地说：“我是认真的，没有跟你们开玩笑。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中的一大半人，都会比黑板上考得好。”

后来我留意了一下同学们最终考上的大学，在我记得住的二十多个人中，真的有十多个人，考上了黑板上自己写下的目标大学。

尽管有屠老师运气的加持，我还是没敢如第一次高考时那样心态平和。尤其是在写作文时，没再敢出奇制胜。那年的作文是“疑邻盗斧”，我思考再三，选择了一个最为保守、稳妥，但也不太可能得高分的思路。现在我甚至想不起具体都写了什么东西。

山东不鼓励复读，所采取的政策是给应届生全部加10分。那年我考了627分，全山东55名。大佐考得不如我高，但也远高于上一年的成绩。

成绩公布之后，屠老师拿来两个信封，交给我和大佐。我们打开一看，是山东大学的邀请信，信中介绍了山大的好处，并在最后写道：“欢迎您今年报考山东大学。”信的最后，是山大校长展涛的签名。

大佐看看我，我看看大佐，最后憋不住笑了起来，觉得这也太戏剧化了。

最后大佐填了厦大，我填了人大。

从那以后的好多年，有人知道我复读过一年，常会问，复读是什么感觉？对你有什么影响？

那一年里，确实人人都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然而却又不是充斥着焦虑，而且时间越久，留在脑海中的越是那些开心的人和事。

从那以后，当面临一些挫折，我的神经也确实更坚强一些。这不是什么鸡汤，那根神经就像是具象化了一样，我简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当然，复读也给我带来了很实际的负面影响，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内心就如同黑夜中被春蚕啃噬的桑叶一样，久久放不下。

2003年，我作为新生进入人大，立刻有莱州的一位师姐电话联系我，说：“师弟，我是大二的莱州师姐，欢迎你考进人大！”

我忙客气：“师姐您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师姐道：“周六有空吗？咱们莱州老乡有个传统，每年新入学，都一起吃个饭，给新生接风。”

我忙答应下来。

周六我如约而至，先见到了初次谋面的师兄，接着进了包间，见到了那位笑得前仰后合的大二师姐。

她笑得又开心又得意，而我则火冒三丈。

她根本不是什么狗屁“师姐”，而是老芋头的高中同桌。

– END –

作者 | 梅花牛